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二）
第二章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第三节 熟语研究
一 综论性研究
熟语一般指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语言单位。20世纪50年代，已有一定数量的熟语研究论文发表。1980年前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熟语丛书，包括马国凡、高歌东、武占坤等的《成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4种。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知识丛书中的词汇部分4种，包括郭良夫《词汇》、温端政《歇后语》《谚语》、刘洁修《成语》，后3种为介绍熟语问题的。1989年，刘广和《熟语浅说》（中国物资出版社）和孙维张《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把熟语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建立汉语熟语学。
由于人们对熟语的性质和范围有不同认识，有不同的分类系统。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把熟语分为“言语的”和“语言的”两类，前者包括谚语、名言（含格言、警语）、套语、成句子的俚语，后者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词、准固定语。周荐《熟语分类论》（见《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把熟语分为“雅言”和“俗语”两类，前者包括成语、专名语、专门用语，后者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2005年，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建议用“语汇”来代替“熟语”这一术语，按照形式上的特点，先分出歇后语，剩下的按照内容上有没有知识性分为表述语和描述语，接着按照形式上是否“二二相承”进行划分：非“二二相承”的表述语为谚语，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为惯用语，“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为成语。温端政把自己的语汇学观点运用于《新华语典》（商务印书馆2014年）及相关词典的编纂实践中。
熟语是否包括在词汇范围之内，学界看法不一致。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认为熟语是词的等价物，是结构上大于词的整体性的造句部件，不能排斥在词汇体系之外。刘叔新《固定语及其类别》（《语言研究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指出：所谓“固定语”，指的是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词汇性单位，而谚语、名言、成句的俚语等则是常语，属于非词汇性单位。2002年，温端政《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和“词”分别从“词汇”和“语汇”中分立出来。2010年，温端政《再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提出在“语词分立”的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的主张，认为语和词、语汇和词汇，是汉语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单位。2019年，温端政《语词学基础》（商务印书馆）一书初步构建了汉语语词学的理论体系。
二 成语
马国凡《成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1978年）一书把成语的性质概括为定型性、习用性、历史性和民族性4点，并分析了成语与一般词组和固定词组中其他单位的区别。刘叔新《固定语及其类别》一文把表意的双层性作为成语有别于其他固定语的重要特征，但以此为标准来划定成语似乎过于宽泛，如“穿小鞋、解剖麻雀、碰一鼻子灰”被看作成语，很难被大家接受。周荐《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语文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根据经典性的有无，提出成语和其他熟语相区别的一系列特征。刘洁修《成语》一书论述了成语的源流问题，结合丰富的例证论述了从语言的意义的角度溯源、从字面角度溯源、尽量避免以流为源等问题。刘洁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成语源流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年）等在成语考源上狠下功夫，很有价值。
三 惯用语
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惯用语是一种定型化的词组，它的结构是词组，意义是整体化了的”，“与一般词组不同，惯用语的字面意义是虚指，一般词组是实指”。惯用语的核心部分是三音节动宾关系的固定词组，如“唱双簧、戴高帽、敲竹杠、抱粗腿、随大流儿”，也有如“鬼画符、空架子”等少数非动宾结构的。《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从三个方面区分了惯用语和成语：在构成形式上，成语一般是四字格，惯用语多数由3个字组成；在结构定型上，成语一般不能拆开，惯用语一般可以拆开；在使用特色上，成语的书面语性质较强，惯用语的口语性质较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惯用语结构及使用上的特点。
四 谚语
1961年，杨欣安《成语和谚语的区别》一文谈了四个方面的区别：（1）谚语是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语言，而成语多用在书面语言上；（2）成语表示一般的概念，一种客观的现象，人或事物的特点状态等；谚语表示判断和推理，概括地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或总结斗争的经验；（3）成语在句子中当作词来运用，谚语一般是个独立的句子；（4）成语有些只凭字面不能了解它的意义，而谚语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是现代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谚语的专著多起来，主要有武占坤、马国凡《谚语》，王勤《谚语、歇后语概说》，温端政《谚语》，都从内容、结构、语体、功用等方面论及谚语和成语的区别，表述不尽相同，实际差异不大。
五 歇后语
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一场关于歇后语性质的讨论。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歇后语不过是语言游戏，并不是文学语言”，《中国语文》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不应该把歇后语一概摒弃于文学语言之外，而降低到“语言游戏”的地位。茅盾回应赞同歇后语经过加工可以作为文学语言，但认为歇后语在本质上和起源上仍是语言游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歇后语的研究逐步深入。温端政《歇后语》一书认为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是引子和注释的关系，歇后语意义的重点在后一部分，表示整个歇后语的基本意义；歇后语是介于固定结构和自由结构之间的一种特殊结构。
王晓娜《歇后语和汉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把歇后语分为藏词式和说明式两类，前者如“燕尔（新婚）”“牛头马（面）”，后者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扁担吹火——一窍不通”，指出两者都源于古代隐语，具有文化传统的共同渊源，“都有一个从修辞格变成熟语的过程……当它们具有了定型性时，便转成了熟语”（第16页）。以前人们对歇后语的研究主要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而该书关注歇后语的前半部分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对学界研究歇后语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四节 语义分析与释义
语言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联系最为紧密。词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语文辞书编纂的实践中提出的，并能在辞书编纂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一 词义与义项
1981年，符淮青《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辞书研究》第1期）揭示了词义与语素义关系的类型。1982年，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提出“原则上应当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以“打”字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立了24个实词义项，《新华字典》只列3个实词义项，其中“表示各种动作”的义项下列出16个变义作为子义项。刘半农称它为“意义含混的‘混蛋字’”，胡明扬把“打”的动词义分析为四大类98义，符淮青归为29义，俞敏析为七大类32义（陈望道：《关于刘半农先生的所谓混蛋字》，《太白》1935年第1卷第9期；符淮青：《“打”义分析》，见《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胡明扬：《说“打”》，见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俞敏：《“打”雅》，《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等）。曹先擢《“打”字的语义分析——为庆贺〈辞书研究〉百期作》（《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重点考察了“打＋×”和“×＋打”两种复合词类型，把“打”的实词语义概括为本义、变义、泛指义／使动义／发生义3个方面，是语义分析的经典之作。陶原柯《词位与释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全面比照《现代汉语词典》与《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的基础上归纳出释义关系类型，探索了汉语词位的衍生方式。近年来，随着语法学、词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语义与语法、词的意义与功能很难截然分开。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词的结构功能与语文辞书释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研究了词义与释义、词（语素）义与结构义、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词的功能义等内容。谭景春《关于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问题》（《辞书研究》2001年第1期）、《名名偏正结构的语义关系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作用》（《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等论文综合语义和语法因素讨论词典释义问题。
二 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
随着更多语言学理论的提出，语义场理论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理论的结合问题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语义场理论分析词汇的方法是义素分析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素分析法被应用到汉语词义的分析和描写中来。1982年，刘叔新《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把义素进行细致分类，并运用于当时他正在主持编写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中。1986年和1992年，贾彦德在《语义学导论》和《汉语语义学》（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结合汉语实际，介绍了义素分析法。符淮青运用义素分析法分析汉语词义，写了多篇论文。1996年，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一书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词汇场、语义场研究的概况，并以汉语为例探讨了词群的各种类型。2001年，张志毅《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多角度分析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在义位微观结构中，列出公式：义位＝义值＋义域，义值＝基义＋陪义，基义又分出5层义素。张斌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该书“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园地中新的硕果”。
1999年，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一文提出“两次分类”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概念场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通过“投”的词义和“打击”义动词的研究（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在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概念场研究语义的范例。
三 亲属词颜色词的语义分析
亲属词研究是语义成分分析法的重要应用领域。石安石的《亲属词的语义成分分析》（《语言学论丛》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分别分析了英语、汉语和黎语的亲属词系统，通过图示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词义的区别性特征。刘丹青《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语文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用语义和语法、交际功能结合，语言内部结构和社会特点结合的方法，对亲属关系名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分析。贾彦德《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一文利用现代语义学手段，通过与印欧语系几种有代表性的现代语言比较，找出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
1969年，美国的伯林和凯通过对近百种语言的颜色词的比较研究，提出任何语言的基本颜色词都不出11个词的范围，为语言普遍主义提供了有力论据，而当时的一些学者正在以颜色词和亲属词为证据强调语言相对主义。刘丹青《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从词性、语义、派生义项、词形等不同角度逐一分析了确立基本颜色词的方法，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为白、黑、红、黄、绿、蓝、灰、紫8种，验证了伯林和凯关于基本颜色的经典理论。李红印《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通过大量例句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分析了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和规则，认为汉民族的色彩认知图式经历了“辨色”“指色”“描色”3种色彩认知过程。颜色词的研究专著有叶军《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利用实验数据探讨汉语亲属词和颜色词在人们认知结构中的分类情况，如：张积家等《语言和颜色文化对蒙、汉大学生颜色认知的影响》，王丹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以上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谢书书等《颜色类别知觉效应的机制：语言的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6期）。
四 释义元语言
释义元语言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时所使用的用词用语系统。“元语言”最早由哲学界提出，后来成为很多人文科学所接受的一个底层理论的概念术语。2002年，李葆嘉《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提出元语言系统研究是“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在完成了这一工程后建立语义结构网络，才有可能实现“自然语言能力模拟工程”。2005年，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年出版，它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释义语言为研究对象，提取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词汇集，展示了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面貌。2009年，安华林等《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林出版社）侧重研究汉语语文辞书的编写实践，为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直接参考。
与内向型语文词典相比，外向型学习词典更有必要研究释义元语言，把释义用词限定在学习者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如何把元语言理论很好地运用于汉语辞书编纂目前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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